校史上的第一次丨中央音乐学院授予的第一位外籍名誉教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随着国门打开，中央音乐学院也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新政实施伊始，就有指挥家小泽征尔，小提琴家斯特恩、梅纽因，钢琴家傅聪等多位世界著名音乐家来校访问（演出、讲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外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增进彼此友谊，学校决定为一些来访的世界著名音乐家授予名誉教授称号。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是法国大提琴家保尔·托特里（Paul Tortelier，又译保罗·托特利埃）教授。同时，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音乐领域第一位被授予名誉教授称号的西方艺术家。
保尔·托特里教授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之一”。1979年，学校在向当时的上级主管部门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提交“1980年度拟聘外国专家名单”时，将其名字列入其中。之后，经文化部、外交部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等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最终确定聘请保尔·托特里教授作为短期外国专家，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的保尔·托特里教授，长期从事大提琴演奏和教学工作（同时兼职作曲和指挥）。作为演奏家，其以创新精神发展了大提琴的演奏技术，是法国大提琴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作为教育家，他不仅培养了杰奎琳·杜普蕾、阿尔托·诺拉斯和阿莱思·拉马斯等一批大提琴优秀人才，还出版了《巴赫组曲》《我如何演奏如何教学》等多部理论著作。曾被牛津大学、阿斯顿大学、伦敦皇家科学院等多个世界著名教育、科研机构授予名誉博士、院士称号。
对于这样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音乐家，中方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保尔·托特里教授携夫人从日本抵达北京时（1980年9月21日），中央音乐学院时任副院长吴祖强率黄源澧、王祥等管弦系负责人到机场热情迎接。入住北京友谊宾馆后，文化部为其举办隆重的欢迎宴会，当天正值中国的中秋佳节（9月23日），文化部时任副部长姚仲明参加活动并致辞。讲学结束回国前（10月20日中午），文化部时任部长黄镇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负责同志的陪同下，专程到驻地为他们夫妇践行。
从9月21日抵达到10月20日离京，保尔·托特里教授与其同为大提琴演奏家的夫人莫德·托特里女士一起，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整整一个月。其间，公开授课十余个单元（包括大提琴和室内乐。在大提琴方面，他本人指导了10名学生，其夫人指导了4名学生，其中有上海音乐学院2名），举行了5场音乐会，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大提琴专业教师进行了座谈。通过这些讲学、演出和座谈，托特里教授将世界大提琴演奏的最新技术和发展成果，毫无保留地传授、介绍、展示给中国同行。
保尔·托特里教授的教学，注重言传身教，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都非常精准、中肯。他认为，中国学生的演奏都很有热情,但对基础训练（如节奏、音准等）和音乐风格的把握重视不够。他提出，首先要加强对学生节奏感和听觉方面的训练，要让他们在正确的节奏中进行演奏。其次，要引导他们正确理解和表现音乐。学生们不仅要学会听旋律，还要懂得和声，知道每个和弦的根音是什么，内声部是什么，最后是如何解决的。要让学生们清楚作品的整体风格是什么,不能只会拉自己的那一部分，还要学会听伴奏、听乐队。他建议大提琴专业的学生也要学习钢琴和作曲技术理论。
保尔·托特里教授原计划举行两场音乐会，后又在各方要求下增演三场，分别是10月6日、12日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现王府音乐厅）举行的独奏、重奏（与夫人一起）音乐会，以及9月29日、30日和10月18日在首都剧场举行的交响音乐会（法国著名指挥家让·皮里松、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执棒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在音乐会上，保尔·托特里演奏了巴赫、亨德尔、德沃夏克、柴科夫斯基、圣-桑、帕格尼尼及其他本人创作的多首大提琴作品。演出轰动了首都舞台，观众反应十分强烈——每场音乐会的演出门票都被一抢而空；每场音乐会结束时，都要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一再加演。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林默涵等有关部门领导观看演出，并在演出后接见了保尔·托特里夫妇。
在教学和演出之外，保尔·托特里教授还与来自全国（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南京、成都、西安、内蒙古、延边等地）24所音乐院校及文艺团体的百余名大提琴教师、演奏员进行了座谈（原本每所音乐院校只分配给一至两个名额，由于专家授课效果突出，使得慕名前来旁听课程的人数大幅增加）。在座谈会上，他热情而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大提琴各学派的情况，并对中国大提琴教学如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托特里教授的讲学和演奏，不仅得到大提琴专业师生的高度赞誉，也令千余名旁听专家授课的音乐爱好者们受益匪浅。为期一个月的讲学、演出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为了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学校拟聘请保尔·托特里教授为名誉教授。然而时值改革开放初期，音乐教育领域尚无先例。为此，文化部向学校转发了教育部《关于聘请外籍学者为名誉教授的几点意见》﹝（80）教外字779号﹞。《意见》指出：“名誉教授称号是一种荣誉职称。授予这种荣誉职称，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应从严掌握，人数不宜多。”“被授予名誉教授的外籍学者，应该是对我友好，在学术上造诣较深，在其国内和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声望，并在华讲学期间对我教学和科研工作帮助较大，愿意为我‘四化’作出贡献的著名学者。”
无论是演奏技巧、艺术造诣，还是教学水平、理论成果，保尔·托特里教授都是世界一流的，而且他对中国师生也非常友好，完全符合教育部的文件要求。因此，学校在征求学术委员会正、副主任和三个组的正、副组长的意见后，向教育部、文化部正式提出申请（9月30日），希望在保尔·托特里教授举行教学汇报音乐会时，聘请他为中央音乐学院名誉教授。
申请很快得到批准。名誉教授授予仪式于10月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行，时任文化部艺术教育局李超副局长出席活动并讲话。吴祖强副院长代表学校致辞，祝贺托特里教授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授予的首位名誉教授，希望他今后能够与学校保持联系，继续对大提琴教学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保尔·托特里教授在答谢词中表示，这是他所获得的最珍贵的荣誉称号，他会继续用音乐为中国人民服务，毕生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建设做贡献。
保尔·托特里教授是一位热爱中国人民、喜爱中国文化的西方艺术家。虽然，他已经多年不再从事大提琴教学工作（专门从事作曲和演奏），但对于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学邀请，他没有提任何条件便“破例”应允。来到学校以后，他对学校、对师生都非常尊重、友善。在到达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天，吴祖强副院长为他佩戴了一枚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徽。之后每次出席公开活动，他都把这枚校徽戴在胸前。任教期间，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经常是白天上课，晚上排练、演出。临行之前，当听说中央音乐学院缺少西方音乐文献时，他把价值8千多法郎的乐谱、唱片（其中包括他本人的作品）赠送给学校。另一方面，中央音乐学院热情、周到的接待，也让他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他曾感言，同中国音乐家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觉得很了解，存在一种友谊。“这次来中国的结果超出了我的想象，能帮助中国提高大提琴水平我很高兴”。同时，他也非常看好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认为“中国人在生活水平上虽然不如西方,但有信念，富于感情，所以能够欣赏这种古典音乐的美”。
一个月的时间短暂而美好，面对到机场送行的中央音乐学院师生，保尔·托特里夫妇激动地表示：“很遗憾在中国只能待一个月，我们还会再来中国，希望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合作。”
回国以后，保尔·托特里教授没有失言，积极促成了第二次的来华讲学（1983年9月）。而中央音乐学院也一直牵挂着这位对中国大提琴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西方音乐家。1984年3月21日，在保尔·托特里教授70寿辰之际，学校在大礼堂举办“托特里作品演奏会”。大提琴专业师生欢聚一堂，以音乐会的形式对这位大师“寿星”表达敬仰之情和庆贺之意。同时在礼堂前厅，图书馆还展出了托特里录制的丰富多彩的唱片和他创作的数量众多的乐曲和教程。1990年12月18日，保尔·托特里教授因心脏病突发在巴黎逝世（享年76岁）。噩耗传来，时任院长于润洋亲自致函莫德·托特里女士，对其丈夫的不幸离世表示深切哀悼。于院长在信函中写道：“托特里教授知识渊博，造诣高深，治学严谨，经验丰富，受到师生们的敬重。我们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悲痛，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在保尔·托特里之后，学校又授予比埃尔·桑刚（钢琴，1981）、梅纽因（小提琴，1982）、帕尔曼（小提琴，1994）、阿什肯纳齐（钢琴，1995）、斯特恩（小提琴，1995）、阿卡多（小提琴，1996）、祖宾·梅塔（指挥，1996）、潘德列茨基（作曲，1998）、小泽征尔（指挥，1999）等数十位世界著名音乐家名誉（1998年后改称“荣誉”）教授称号。
授予外籍音乐家名誉（荣誉）教授称号，对于加强中央音乐学院与世界乐坛的联系，促进学术交流，提高教学水平，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