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桂林故事 林路：用热血与歌声唤起民众觉醒
漓江畔持续回荡激情满怀的战歌；体育场里的抗战歌咏比赛声震寰宇；街头巷尾的人群里不时讨论着新音乐的力量……在20世纪40年代，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成为桂林文化城的代表性符号之一。林路便是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一员。 林路，湖北武汉人，我国著名的声乐家、音乐教育家。1938年12月至1941年10月，林路驻留桂林近三年。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各大歌咏运动、组织参与战友纪念会以及担任歌咏团体负责人，为桂林的抗战歌咏事业、新音乐运动的发展作出卓越的努力。
在那段烽火岁月里，他将热血挥洒在桂林这片歌海当中，积极传播进步的新音乐作品，高唱爱国主义新音乐歌曲，用歌声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觉醒。正如他主编的杂志《音乐阵线》所言：“抗战开展了新音乐运动，新音乐运动推动了抗战。”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林路就读于共产党员较多的湖北省第一中学。深受进步思想影响，在1926年时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春，他考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后升入本科。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国民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活动中，林路第一次接触到了黄自先生创作的《抗敌歌》，被歌曲中传达的澎湃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于是，他决定选择音乐创作的道路。1932年，他考入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黄自先生学习作曲、音乐史、视唱练耳及合唱等课程，同时师从俄籍教授苏石林学习声乐。
1936年，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在上海逐渐展开。当时，林路怀着满腔热忱参加了以冼星海、张曙为首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用激昂的音乐为抗战鼓与呼。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爆发，林路回到家乡武汉，继续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中。
1938年初，众多文艺界人士云集武汉，“文艺界各种抗日协会”成立。林路与冼星海、贺绿汀、张曙、沙梅、盛家伦等艺术家一起筹备、组织成立“全国歌咏协会”并被选为书记，他亲自起草了“协会成立宣言”及“中华全国歌咏协会为响应国际反侵略运动宣言”。同年3月，林路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又加入了郭沫若任厅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在田汉领导的第六处工作，并准备利用三厅的特殊地位筹备出版抗战音乐杂志。
1938年10月，就在武汉沦陷前夕，三厅奉命南撤，林路与张曙等人来到桂林。当时，三厅原计划撤到重庆，军委会拟在西安、桂林分设行营。冼星海已去延安，原定张曙留桂林，林路则被安排去西安。不料1937年12月24日，张曙在到桂林不久后便遇到敌机大轰炸，并不幸殉难。
音乐家张曙在桂林殉难处。当时，林路亲眼看见如此悲惨的状况，深受触动。记者张苑 翻拍
志同道合的战友牺牲，林路陷入无限悲痛中。但他明白，战友的使命尚未结束，桂林这座城需要像他们这样的“文化战士”。于是，林路遵从党组织的安排，毅然接过张曙的“枪”，留在桂林，负责音乐宣传方面的工作。
“张曙同志被炸死了。这是多么不可信的事。我糊里糊涂地跑到文昌门，火焰正熊熊地燃烧。那一片断墙下，那血肉模糊的尸身，不正是他？不正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努力于歌咏运动的张曙同志！这时候，我发痴了，一句话也不会说。当我去摸他身上的遗物时，我又触着这共同工作的同志的身体。朋友们，我记得很清楚，那时他的身体还很温暖，直到现在，我的记忆里还存在那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会留到永远。”
张曙的殉难，更加激发了林路的斗志。他将悲痛化作力量，全身心投入桂林文化抗战工作中。早在1938年，林路曾与冼星海、张曙等人一起计划出版一份音乐刊物。林路决定要将这个计划在桂林付诸实现。为了创办这份刊物，林路广泛约稿，联系出版机构，并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部分钱填补印刷费，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桂林文化城的第一份音乐刊物《每月新歌选》终于在1939年10月创刊。
创刊号《每月新歌选》发表了林路以“编者”名义写的《开场白》和发刊词《请音乐家下凡》，登载了张曙、吕骥等音乐家的歌曲作品。这份刊物设有论文、每月新歌、作者介绍、音乐通讯等栏目，主要是刊登新歌创作，除国民党统治区音乐家的作品外，还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关系，刊登了不少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新歌。冼星海在延安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就是首先在林路编的《每月新歌选》上发表并流传全国的。
据相关资料显示，至1941年林路离开桂林，《每月新歌选》共刊出了12期。该刊出版后，在桂林乃至整个国统区引起了较大反响。《救亡日报》刊登了林路为该刊写的发刊词，还建议林路在《救亡日报》上也主编一个音乐方面的副刊。新知书店也主动承担了《每月新歌选》的总经销。一些著名的文化音乐界人士如周令钊、张寒晖、章枚、联抗、郑律成、冼星海等纷纷给该刊来稿。
位于桂林市太平路的救亡日报社旧址。林路曾创办《救亡日报》副刊《音乐阵线》。记者张苑 摄
《救亡日报》副刊《音乐阵线日创刊。首期《音乐家张曙殉难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林路创刊词《为保卫西南而歌》。《音乐阵线》每周一次，相比《每月新歌选》，其反映生活更为及时迅速，战斗性更强，因而更受群众欢迎。
1940年7月7日，《音乐阵线》脱离《救亡日报》扩充成四开报式出版。单独出版后的第一期，林路在撰写的发刊词《为抗战建国而歌》中这样写道：该刊的任务是推动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使其成为新音乐工作者所结成的一条“铁的阵线”。
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有五种音乐专门刊物，其中三种是林路创办或主编的。这些音乐刊物，发表了许多抗战歌曲作品和理论性文章，在当时桂林抗战文化的音乐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除了编辑刊物，林路自己也亲自写作了不少音乐运动理论性的文章，例如：《请音乐家下凡》一文阐述了音乐工作与民众、与抗战紧密结合的重要性。在《给热心作曲的同志们》中，他论及了正确世界观对创作的积极指导作用，他这样写道：“作曲有两个要点，第一是思想，第二是技巧……所谓思想，主要是理解力和想象力，当我们要为一首歌词作曲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理解那歌词的字义与含意，而且要充分地理解那歌词在目前政治上所能产生的影响，因而有所取舍……有了正确政治认识，就是你的思想有了指南针，作曲的时候，才能标准，依这标准来发挥你的想象力，你作的曲子才能有价值。”林路的这些理论，对当时在桂林的抗战音乐创作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首由冼星海、光未然创作于1939年的《黄河大合唱》至今仍被国人广泛传唱，雄壮的音乐、铿锵的歌词，传达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在80多年前的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这首歌曾经激起无数桂林人的斗志与希望。
1939年7月，林路转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工作，但他仍然活跃在桂林文化城的各种音乐活动中。那时，桂林的大小音乐会、演唱会、歌咏大会上，几乎都可以看见林路的身影，听到林路那优美、激越的男高音。林路除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工作外，还同时担任了桂林音乐协会的负责人，乐群社歌咏团和青年会歌咏团的音乐指导、合唱指挥，还出任了抗宣一队排演冼星海作曲的新歌剧《军民进行曲》的声乐指导。当时的桂林，几乎处处都能听到抗战的歌声。
1939年4月，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公演，引起巨大反响，随即这首歌曲很快唱响全国，成为抗日歌曲的“主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繁荣及其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为《黄河大合唱》的传播提供了一方沃土。
1940年7月，在全面抗战打响三周年之际，林路在桂林策划组织了一场纪念抗战三周年音乐大会，在国统区首次演唱了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
1940年7月20日、21日两晚，“桂林音乐界纪念七七三周年音乐大会”在新华大戏院隆重演出。音乐大会的第一部分为“抗战新歌”，第二部分为“广西土风歌舞”，第三部分是《黄河大合唱》。这是这首新歌第一次在桂林上演，当时林路担任指挥，200余人的合唱团激情演唱。一时间，黄河的“怒吼”响彻桂林城。豪迈激昂的歌声把满场听众的激情点燃。
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手稿。1940年7月，在林路的策划组织下，《黄河大合唱》首次在桂林城唱响。 （资料图片）
《黄河大合唱》的成功首演，将桂林文化城的群众歌咏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却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慌。抗战三周年音乐大会的最后一晚，当热血沸腾的林路指挥到最后一个音符时，身后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当他转身鞠躬致谢时，才发现在剧院大厅后排突然出现了一列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宪兵。他们企图破坏演出，但被团结一心的观众自动围起的“人墙”所阻隔。在满场观众一刻也不停顿的鼓掌、呐喊声中，一脸煞气的宪兵不得不灰溜溜地撤离。
当时聆听了那场音乐会的刘式听和甄伯蔚在《唱出人民的心声》一文中这样描述：“最令人难忘的是，当音乐会临近结束时，一长排国民党宪兵突然出现在剧场大厅后面。大厅的听众心知不妙，自觉组织起来保卫演员安全，一面不停地向演员鼓掌，一面筑成一道人墙把这批宪兵阻挡住使他们不能向舞台方向走近一步。台上台下演员听众一条心，团结战斗气氛甚浓，谁也不愿离去。终于，迫使宪兵们灰溜溜地撤走。”
1941年5月28日，在林路等人的策划组织下，桂林举行了一场“万人大合唱”大型歌咏会，万众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等抗战歌曲，歌声震动了整座桂林城，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林路在这场歌咏会中深情独唱，他那高亢而坚定的歌声，得到了听众的热烈掌声。
就在林路满腔热情积极组织策划一系列抗日音乐活动之时，他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上面写着：“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否则听候解决！”由于当时广西地方政治形势逐渐恶化，党组织也认为林路不便留在桂林，于是决定让其撤离。
1941年10月2日，林路带着妻子，抱着在七星岩里躲避日袭时生下的满月不久的大女儿兰兰，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桂林。
林路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曾说：“桂林是我抗战时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我们把青春年华留给了桂林的抗战文化，桂林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阔别桂林20多年后，1963年，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桂林城早已换新颜，林路再次踏上这片山水之地，感慨万千。他深情地写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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