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我从台湾来（二）
陈弘，中央文献日文翻译家。译审。台湾基隆人。抗战胜利后以台湾“公费生”入复旦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留在大陆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在中国记协、人民日报社、中央编译局工作，担任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日语翻译。曾任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日文翻译处处长。2001 年荣获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参与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以及中央文献的日文翻译工作。
我与同时代的人一样，大多经历坎坷，我的坎坷还多了一段心酸的感情经历。这段因时局变化而生的不幸往事，就是2006年上映的电影《云水谣》的故事原型。
1946 年，在赴上海求学前，我与恋人杨惠华定下婚约，约好4年后毕业就完婚，我的母亲还为未来的儿媳戴上了订婚戒指。虽然隔着深深的海峡，我们书信往来不断。1948 年，最后一个暑假结束，登上驶往上海的客轮时，我和惠华都憧憬着未来。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一次分离，竟生生地隔断了我们的爱情。蒋介石政府败退台湾后，两岸关系断绝，但我相信台湾会很快解放，回到台湾的日子不会遥远。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希望烟消云散，我回到台湾与惠华成婚变得遥不可及。碍于时局和家庭，上天没能给予缘分，我们只能无奈解除婚约，后来各自组建了家庭。但是，惠华做了我父母的义女，九游娱乐-官方入口担起了我应尽的一份孝道。我母亲瘫痪在床10年，惠华总去陪伴她，母亲去世时，惠华披麻戴孝以女儿的身份为老人送终。这些情况，我是在1980 年驻日本东京时通过朋友联系到家人，弟弟妹妹来东京看望我时听说的。听到这些情况，我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默默流泪。惠华听说我在东京，竟然带着儿子来看望我，我终于见到了32年前的恋人。面对走过沧桑岁月的惠华，我扑地而跪，32年的思念、愧疚、痛苦、遗憾、感恩，不是这一跪能表达完全的……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另一段纯线年，我认识了周元敏，她原是金陵女大音乐系的学生，到华东军区外语学校学习英文，我是英文队的副指导员，我们在这里相识、相知、相爱。周元敏的外祖父是著名爱国人士张治中，父亲周嘉彬将军于1949年领导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 在周元敏踏上朝鲜战场前夕，我向她求婚了。1953年，周元敏从朝鲜战场归来，次年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了“监狱中的婚礼”。我的一位老朋友说我真幸运，今生今世得到了两次纯洁的爱情，这也许是上苍对苦难悲情的补偿吧！
我们党一直重视对外介绍毛泽东的著作。1960年《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四卷出版。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央对外联络部在给周总理报告中说：在当前情况下，尽快地翻译和出版《毛选》外文版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性任务。随后，周总理指示：目前应集中力量把英、法、西、俄、日等5种外文版出好。以上5种外文版《毛选》的出版、印刷和发行，由外文出版社和国际书店分别进行，后确定由伍修权、姜椿芳负责，从有关单位抽调了一批高水平的翻译干部组成翻译班子。
1961年初，中央组织部下达命令，向全国调集最优秀的日文翻译干部，在北京成立《毛选》翻译班子，属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日语翻译机构，日文翻译干部和英、法、俄、西等其他语种的翻译干部一样，都是被中央组织部调集来的。其他语种的翻译干部都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北京万寿路甲15号）工作，也在那里居住，唯独日文组在中国外文局工作。因为日文组的川越敏孝、菅沼不二男、池田亮一等3人都是《人民中国》杂志的日本专家，为了方便起见，日文组挂靠中国外文局。在中国外文局的专家楼里面，特意腾出一层楼给我们日文组，我们就在那里工作。当时翻译《毛选》的日文组除了上述3名日本专家以外，我们国内的翻译同志有丁民、康大川、黄幸、段元培、刘永鑫、陈瑞华和我，一共7个人；另外，在我们那里还有做事务工作的，有安淑渠、李佩云等人。
到了1962年，中央扩大《毛选》翻译组的整个编制， 英、法、俄、西等语种都在增加人数，于是就搬到中直招待所（对外称北京金台饭店）了，我们日文组也过去了。那时候是以邓小平总书记的名义调人，没有一个单位不服从的，而且每个单位都高度重视，把最好的翻译人才送到中央组织部，送到《毛选》翻译组来。因为是中央调集干部要翻译《毛选》，被调集的干部受到组织信任的同时，自身的外语水平也得到认可，所以大家都有崇高的荣誉感，非常愿意来，而且来了以后工作很积极、很认真。这样就逐渐培养了《毛选》翻译班子的优良作风，从而保证了翻译任务的顺利完成。《毛选》外文版的问世，向全世界广泛传播和介绍毛泽东思想，曾是我国政治生活和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那时候，许多外国读者认为，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他的人民，而且属于全人类”，毛泽东著作“是给人鼓舞力量的源泉”。
当时，在全国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得到了很多照顾，在中直招待所吃的比较好，住的条件也不错，特别是我们日文组，因为有日本共产党派专家来，我们党对日本共产党专家特别照顾。有一年夏天，我们日文组去北戴河，有康大川、张香山、赵安博、漆克昌等人，住在友谊饭店分店，一边工作一边休养，我们每天很早就起来开始翻译，翻译完了就去游泳，每当大家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就特别愉快。
我们在翻译《毛选》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总结出了很多翻译技巧和工作方法，养成了严谨的学风、译风和文风。《毛选》翻译任务结束后，临时借调的翻译干部回到各自单位，因为这些同志都很优秀，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我国外事、外宣、外语教学等岗位上的骨干。比如，丁民担任过外交部亚洲司的副司长，段元培担任过中央对外联络部日本局的副局长，陈明担任过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苏琦担任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副院长，陈瑞华担任过全国总工会联络部的副部长。参加翻译《毛选》的这些同志跟我一样，现在差不多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要让他们帮忙再翻译什么也没有可能了。在我们那个年代，九游娱乐-官方入口翻译全国党代会或全国“两会”文件的时候，如果工作需要，我们只要给这些同志打个电话，黄幸等人就会马上过来，他们是很愿意帮忙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没有人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