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游app：朱泓宇、史安斌
全球新闻媒体的转型在“多重机遇”视角下，指向了更为深层次的结构性与机遇性重塑。借助新闻生产社会学与PEST相关概念框架，基于两百余位国际知名学者和业界高管的预判，文章运用主题分析法并强化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实践之间的关联性、可对线年的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在危机与变革并行的语境中，呈现出了若干相互关联的新动向：“跨国右翼联盟”与G2极化舆论下，出现了全球政治传播新转向；商业平台对新闻媒体生产的挤压渗透和反向吸融并存；地方新闻媒体在超越公共叙事过程中探索经营突围路径；迈向记忆共同体的媒体合作逐步趋深向实；人工智能冲击下新闻传播实践采取了“人本位”的应对之道。本文认为，不应从单一危机叠加的角度来理解变迁，需发掘更多潜藏其间的结构性变量，在全球比较与知识互鉴中以中国智慧参与并贡献全球新闻传播未来的共同建构。
全球新闻传播正处于应对结构性风险（structural risk）的总体转向之中——数智传播技术加速演进，全球政治生态深度重组，新闻业不得不直面其在制度安排、信任基础与组织形态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裂痕（Alvarez，2025）。然而，正如“多重机遇”（poli-tunities）视角所指出的，不能将气候灾难、民粹扩张、数智不平等加剧与国际秩序重塑等概括为“多重危机”（poli-crisis），仅对全球动荡、系列风险与人们的心理恐惧进行描述性的命名；当既有秩序难以为继之际，我们也需要看到，这往往孕育着功能重塑、制度更新与思想范式重构的历史性转折（Ang，2025）。“多重机遇”视角突破危机叙事，强调在结构性风险之中重新发现未来的希望。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新闻业更为关键的作用，正在于持续而制度化的问责实践，不断介入公共系统，推动其向更具适应性与韧性的方向演化。相较于单次危机事件曝光所带来的短期冲击，唯有当社会制度本身具备支持公共监督与信息流通的结构性条件时，新闻的功能与价值才会变得更加稳定而持久。
新闻传播被解读为一种嵌入社会系统之中的结构性力量，而不仅是在危急关头发声的例外机制。在系统性困境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新闻媒体的转型已超越了内容层面的局部改良，指向更深层次的系统性、结构性与机遇性重塑（Sleight，2025）。新闻成为一种“整体体验”，理解新闻的视角也从微观操作转向结构化框架（Toff，2025）。结构化新闻（structural journalism）在这一背景下获得了新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被看作应对信息混乱、平台再分发和人工智能规模化利用的重要路径（Davis，2025）。
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等海外机构继续开展合作，访谈国际知名学者和传媒业界高管（共计210位，本年度的受访人数为近年来新高），对2026年全球新闻传播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和机遇等进行前瞻预测。本文借助新闻生产社会学及PEST（政治传播、传媒经济、社会文化与人技关系）的相关概念框架，突出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实践之间的关联性、可对话性，进行编码和主题建模，进一步提炼、搭建起相关的范畴属性框架，归纳出具体范畴（见表1），对未来一年全球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势进行研判。
全球政治传播进入一个由政党轮替、制度性极化与舆论基础设施重组共同推动的结构性变革阶段（Dudar，2024）。欧洲多国极右翼势力在2025年抬头，成为这一转向的重要表征。西班牙地方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席位数较此前增加逾一倍，成为地方政府组建过程中的关键力量。多国极右翼政党虽未必占据议会多数席位，却凭借“关键少数”的位置，实质性地影响组阁进程、议题设置与主流政党的政策调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极右翼政党以创纪录的得票率跃升为第二大党。相关趋势在其他大洲同样显现。高喊本国人优先口号的日本极右翼政党参政党在选举中崛起，加速相关民粹议程进入主流视野；拉美多国在年度选举中出现极右翼力量集体走强的态势，地区政治钟摆整体向右摆动（张兆卿，2025年12月25日）。2026年初，美军强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明美国对拉美地区采取了更直接和军事化的政策，在国际传播中强化了极权政治与反左翼话语。极右翼力量的上升成为一种非偶发的、嵌入全球政治结构变化之中的跨区域现象，对政治传播的议题形态、动员方式与舆论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反映了多国内部治理困境、经济挫折与身份政治的结构性支撑。
与全球性“右翼联盟”同步产生的，是围绕大国框架的舆论想象也在被主动生产并不断放大。二者虽产生于不同政治语境，却在传播结构上高度同构。世界被舆论操纵，复杂的多边关系、制度中介与地方经验被压缩为背景噪声。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对G2的表态，试图向国际社会释放一种强烈信号：全球政治秩序正在被重新编码为以中美关系为中心的二元结构。无论这一表述是否完整反映其真实外交意图，就传播层面而言，其话语本身即体现出典型的美西方霸权式框架设定，世界被置于G2的叙事结构之中理解、报道与评判，其他国家、地区与议题则被迫在“选边站”与被边缘化之间做出回应。美国领导人推崇的G2话语是一种具有强烈传播后果的叙事装置，与右翼政治对强权领导、主权优先的推崇形成共振。全球政治被理解为大国之间的零和游戏，其他国家与地区处于“被代表”的位置，全球政治议题的可见性与合法性越来越多地在大国关系的叙事坐标中被重新分配。
上述宏观语境下，政治传播逐步从以说服公众为核心的公共讨论模式，转向以动员阵营为目标的对抗性传播实践。情绪政治成为主导形态，敌我二分取代协商性讨论，数智平台与算法基础设施成为政治传播的首要战场。单纯依赖曝光权力已难以实现有效新闻问责，新闻实践日益需要与制度工具、法律机制，以及持续公共行动相结合（Cheung，2025）。从业者呼吁，记者的提问方式应开始从事件表层转向权力结构本身，更关注制度安排、资源分配与长期后果（Moshavi，2025）。具有解释力的政治新闻不能仅从头条级的大事件出发，应更多从基层社区问题、选民具体体验与公民日常需求切入，反思仅关注传统“政坛领袖”的报道逻辑，强化面向公众的“按需报道”取向（Kalita，2025）。
政治传播的相关发展机遇体现为反思被二元对立所框定的舆论议程，正视媒体自身长期存在的结构化偏见。高度极化的政治语境中，“中立”是一种持续的自我审视与方法论反思，不同于犬儒主义地保持距离或回避立场，而是不断检验议题设置、话语框架与可见性分配机制（Stroud，2025）。信息治理上升为政治传播的核心议题，事实核查拓展为贯穿社会运行的基础性认知机制（Matsa，2025）。其关注重点不局限于选举、政策或党派竞争，在学者和专家的预测中，将扩展至直接关系个人安全、公共健康与日常生活的信息判断领域。信息环境越混乱，可信的新闻就越稀缺，媒体的价值将体现在提供确定性而非制造杂音，事实核查、来源判断和编辑责任将进一步前置（Simon，2025；Tardáguila，2025）。
全球政治传播转向以结构对抗、制度防御与认知治理为核心的新阶段，成为各类政治主体重塑认知边界、维护制度稳定与应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机制。从关系视野来看，在政治传播转型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声音的困境已嵌入全球信息秩序结构性不平等之中，不单单表现为代表性不足的问题。然而这一关系也正出现方向性的变化，全球北方媒体与政策制定者开始向全球南方学习其在长期不稳定环境中形成的应对经验，包括对风险传播、社会韧性与非正式网络的运用。业内人士预测，这种知识流动的“逆转”远非角色置换那般简单，更为深刻地体现为既有传播中心与边缘结构的实质性松动（Montañá，2025）。这也反映出，中国引领的全球南方合作传播正在通过议题协作、能力共建与平台互联，推动一种超越单向叙事输出的“连接型认同”的生成，以平等的文明互鉴为准则，在差异中形成可协作、可共情的传播关系网络，使全球南方逐步从被表述对象转向共同知识生产与意义建构的参与者（史安斌，郑恩，2025）。
在平台资本主导的信息环境中，商业平台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从相对清晰的内容分发与流量获取模式，转向对新闻生产条件本身的深度重组。平台并非仅作为新闻内容传播渠道而存在，其通过算法逻辑、数据指标、内容规则和商业接口，深度而内向性地挤压、渗透进新闻生产全过程，构成一种新的生产型基础设施。新闻业正经历从平台分发向平台编排的结构性转变。算法推荐机制反向塑造了选题判断、叙事方式与发布时间，数据反馈指标（如点击率、完读率、互动量等）演变为隐性的编辑标准，影响记者编辑对重要性、相关性与新闻公共价值的理解。平台九游娱乐-平台官网制定的内容审核与合规规则，在事实上承担起“准采编室”的功能，成为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制度性约束。
新闻媒体已难以回避对平台依赖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平台以其商业逻辑和价值干预等对新闻生产施加持续影响，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意识到，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合作或内容授权的问题，已涉及编辑独立、公共责任与产业权力结构等制度议题。重新协商新闻媒体与平台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新闻业维系自主性的必要步骤（Viana，2025）。这不必然意味着在新闻实践与理念层面“告别平台”，而是需要承认平台不可回避的同时，重新界定新闻机构在平台化生产链条中的位置与边界。
与新闻生产持续“平台化”同步发生的，是商业平台自身的“新闻化”趋势。大型平台主动向内容解释、意义建构与公共判断等领域延伸，试图在生产端上游占据传统上由新闻机构承担的认知角色。搜索引擎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正通过模仿新闻写作结构与编辑逻辑，承担起解释世界的功能。数智搜索与问答系统实现了对信息的归纳、重组与判断，以摘要、背景说明、结论性陈述等形式直接呈现给用户。这种机制在提升使用效率的同时，也在事实上重塑了可信任信息的生成路径，使平台逐渐掌握对解释权与判断权的界定能力。平台对何为可靠信息、哪些信源值得信任的定义权不断扩张，新闻媒体在公共知识体系中的中介地位面临被重新定位的风险。
更进一步，大型平台持续强化自动化内容生产与分发机制，试图证明平台可在不依靠传统记者的情况下生成可直接使用的新闻内容。这一趋势虽不意味着新闻职业即刻被替代，但迫使新闻业重新反思自身看似不可替代的价值，并在协同或“抗衡”平台之间寻找新的战略空间（Guzik，2025）。这一过程中，平台与新闻媒体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相互依赖与权力博弈。在音视频领域，YouTube的下一阶段发展被普遍认为将更加依赖新闻内容，以维持其公共价值与受众黏性。新闻内容所承载的公共性、权威性与持续关注度，成为平台留住用户的重要资源，形成平台对新闻的“反向需求”，并推动一种逆向融合关系的出现（Lee，2025）。同时，播客领域也开始呈现出类似趋势，高制作水准、强识别度的播客平台逐渐成型，播客内容进入精品化与差异化竞争阶段，新闻机构的专业生产能力在信息爆炸、新闻生产“零成本”的时代，成为商业平台生态中的稀缺资源（Nuzum，2025）。
这种双向互动并非对等过程，接近一种反向吸融的结构关系。新闻生产被纳入平台主导的基础设施体系之中，平台则通过吸收新闻实践与公共性话语，尝试获得新的制度正当性。新闻机构可能会逐步丧失议程主导权，平台则在事实上获得某种“准公共权威”（Lee，2025）。新闻被去制度化的风险，体现在其公共职能被拆解为可被技术替代的功能模块，信息收集、内容整合、背景解释与价值判断等均被平台以技术效率和用户体验等为理由重新组织。与此同时，平台尝试通过提供一个公共讨论空间，为自身的商业化扩张提供正当化依据。这种结构性变化对新闻业构成制度地位与认知权威的再分配。
面对这一趋势，新闻业内部已出现多种应对与抗争路径，比如重新反思信任与自主等作为行业核心价值的现实基础，尝试减少对平台算法、外部中介与外包分发体系的依赖，重建分发渠道与信息透明度以维护独立性（Werdmuller，2025）。一些新闻机构主动撤离衰败的传统网站模式，但对数智平台亦保持谨慎，探索新的分发空间与组织形式（McNeil，2025；Ofori-Atta，2025）。新闻从业者亦意识到，平台在短期内仍难以完全取代新闻机构。尽管短视频等形式能带来巨大的触达规模，但其所引发的浅层消费与碎片化阅听，削弱了新闻的解释深度与公共讨论质量（Zanoni，2025）。平台与新闻媒体的关系不可以被化约为此消彼长的零和竞争，而是可能走向一种结构性融合，这提供了新闻媒体发展的系统性变革机遇，即平台提供技术与分发能力，新闻机构继续承担公共解释、调查与问责功能。这种融合取决于新闻业能否在制度与实践层面，清晰界定自身不可替代的公共角色，并在与平台的互动中维护采编权利的自主与公共责任。
有关地方媒体“新闻荒漠”（news desert）的悲情叙事已是老生常谈，对于新一年的发展，学界、业界相关人士认为地方新闻媒体不能重复老路，亦不应仅停留在文化象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自我定位上，地方新闻媒体持续发挥基层治理的功能，关键在于将这一使命嵌入稳定且可持续的经营结构之中。具言之，新闻荒漠的叙事往往强调地方新闻的缺失、衰败与不可逆，将地方媒体呈现为结构性危机下的受害者或公共叙事中的“补丁”，忽视了地方新闻媒体在组织形态、内容策略与经营模式上的能动性与创新空间。
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方新闻媒体主动寻找机遇，它们以经营主体的身份重塑自身，为公共性寻找可持续的现实载体。以地方新闻媒体对文化与艺术报道的重新重视为例，相关从业者指出，艺术产业为美国经济贡献约1.1万亿美元，其所承载的文化实践与社区活力本身即构成地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地方新闻媒体而言，文化与艺术报道有助于拓展地方公共议题的内涵，也被视为吸引多样化受众、培育新的收入来源并为记者职业发展创造空间的现实机会（Kovac-Ashley，2025）。
地方新闻媒体的发展并不依赖所谓的万能方案，其路径建立在网络化、合作式的长期维护机制之上（Anglin，2025）。从实践经验看，受众的持续关注与费用支持是地方新闻媒体赢得信任与影响力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消费者收入流形成的关键动力。无论是订阅、会员还是捐赠，这类基于受众关系的收入，正在成为地方新闻媒体可持续发展最为可靠的组成部分。地方新闻媒体由此开始正视自身作为消费型产品的一面（Ulken，2025）。这一过程中，增长逻辑与产品思维逐步渗透进地方新闻领域，重塑其内容生产与组织决策方式（Orren，2025）。同样重要的是，受制于体量与服务对象的差异，地方新闻媒体的发展不以获取最大化点击量为目标。相反，它们更强调以内容质量与社区相关性取胜。地方新闻媒体可以持续讲述那些对特定社区、目标人群、相关地理空间或专业部门具有实际影响的故事，而非以“摊大饼”式的无序发展来吸引广告投资。深植地方的调查性报道再次被证明除了具有公共价值之外，也具备一定的商业可行性（Koppelman，2025）。
技术层面，一些地方新闻媒体开始探索利用特定语言模型，如基于方言或专业语境构建的“小型语言模型”（SLM），弱化大型科技平台在内容推荐与分发中的结构性主导地位。相较通用的“大语言模型”（LLM），小语言模型建造成本更低、维护难度更小，且基于狭义领域训练，更不易出现“即兴瞎编”的问题。小语言模型主要在地方层面具备经济可行性，这也使大型技术平台在该领域缺乏直接竞争动力。有学者指出，只要行政安排与财务分配相对合理，地方新闻媒体便有动力构建并维护这一本地情报性质的信息基础设施，使新闻生产更贴合当地受众的实际需求与具体情境（Kiesow，2025）。
此外，地方新闻媒体开始尝试更为多样化的内容形态，重视空间、社区与线下存在的意义。新闻机构逐步回到现场、走向社区与现实空间，将新闻生产理解为公共生活塑造过程中的一环。地方新闻的成功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最具影响力的采编室将不满足于提供信息，同时也在通过设计参与机制，邀请公众进入公共讨论与共同体验之中（Ragland，2025）。在这一转向中，地方新闻媒体通过举办线下活动、社区项目与互动实践，尝试将情感体验与日常生活纳入新闻工作的评估框架之内，甚至开始探索以愉悦感、获得感等非传统指标来理解新闻的社会价值（Ford，2025）。相关实践者指出，游戏化与实验性内容作为一种社区参与和韧性演练的方式存在，在地方语境中，这类激进、带有风险的“游戏实验”被视为必要的经营与生存策略，而非偏离专业规范的冒险行为（Green，2025；Losowsky，2025）。
中国的地方新闻媒体，尤其是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在这一趋势中展开了更具主动性的经营探索。部分媒体尝试通过更为轻量化亦具“变现”潜力的内容形态，结合平台流量机制与叙事创新，以本地生活、文化体验与实用信息为切入点，提高内容的平台适配度。同时借助项目制运作、团队重组等，探索与市场逻辑相适配的运行方式，在满足外部传播环境变化与内部运营压力的双重要求下，推动转制改企，为地方新闻媒体的经营模式创新与长期发展开辟新的实践空间。
新闻业内部普遍存在一种以机构品牌为核心的专业想象，即把媒体自身的声誉与独家性置于报道实践中心位置。由此，进一步衍生出强调个人能力、独家发现与英雄主义的叙事传统。然而，随着全球政治不确定性的加剧、商业资本逻辑深度嵌入新闻生产，以及平台对内容分发与价值评估的结构性重塑，以品牌优先为前提的运作模式正日益显露其局限性。有专家预测，新闻业正在告别个人英雄主义，转而拥抱集体、协作与制度化叙事，媒体则必须打破自身品牌高于横向合作的传统假设（Issa，2025）。
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将合作视为一种机遇化的战略选择而非权宜之计。通过战略合作、资源共享与跨机构协同，新闻业整体的发展将更具弹性。这有助于分担高成本调查报道的风险，提供更为深刻、系统且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公共信息（Parthasarathy，2025）。新闻合作不完全服务于单一议题或短期项目，亦逐渐趋深向实、嵌入媒体组织的日常运作逻辑之中，成为应对复杂现实的重要手段。这也反映了新闻业对复杂性的重新理解。全球资本主义持续扩张、社会极化加剧，新闻报道长期依赖独家消息与英雄主义叙事，反而在无意中加强了对现实的扁平化呈现、放大了情绪之间的对立。通过资源共享、联合报道与协作机制，报道的纵深度、覆盖面与解释力能得到提升，新闻业得以在结构上对抗信息碎片化与社会记忆的断裂。由此，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媒体合作有助于将复杂现实转化为可保存、理解与再利用的集体记忆（Issa，2025）。
媒体合作从偶发例外走向制度常规的趋势尤为显著。新闻媒体的组织边界持续松动，与社区组织、非营利机构及地方性社会网络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形成跨越机构、地域与专业边界的报道网络。此类合作拓展了新闻的触达范围，为基层经验与边缘议题提供了进入公共议程的渠道，有助于塑造新的公共记忆形态。这一趋势并不局限于资源有限的中、小媒体，即便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巨头亦开始主动调整其合作策略。《纽约时报》近年来明显加快了与外部机构协作的步伐。近期，它宣布与扎根基层的非营利媒体《今日深南》（Deep South Today）合作成立新的区域报道中心，旨在加强对美国南部议题的长期、在地化关注。其子项目《前进》（Headway）亦于2025年11月与费城当地媒体及明尼苏达公共广播电台开展联合报道，聚焦枪支暴力这一高度结构化且长期被碎片化呈现的公共问题（Artley，2025；Glickhouse，2025）。媒体合作正在从单纯的内容交换，转向围绕议题、社区的深度共建。
媒体行业共同体的搭建不存在单一而线性的共识路径。不少研究与业界观察者认为，全球新闻业的结构性分化仍将持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进一步放大。一方面，大型媒体集团通过并购、整合与规模扩张，不断强化自身的优势。新近案例包括奈飞和派拉蒙对华纳兄弟影视及流媒体业务的竞购战。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尤其是资源有限的中小型独立媒体，则选择通过合作共享资源、联合报道与协作网络来抵抗媒体资源高度集中的趋势。新闻行业逐步进入一个更为明确的“联合反击”阶段，核心特征在于以集体行动应对系统性变革与压力（Johns，2025）。
对独立媒体而言，这种分化格局尤为关键。与被并购、吸纳进大型媒体集团相比，通过协作联盟维持编辑自主性与议题主导权，被视为更具可持续性的出路。合作由此成为关乎组织生存与价值定位的制度安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横向的合作路径将自动取代更垂直的整合方案。相反，不同发展逻辑之间的张力，正在加深新闻行业内部的战略差异，有的机构选择继续做大基本盘，以规模化发展应对不确定性；有的机构则选择结网而生，通过横向连接分担风险、积累公共影响力（Brown，2025；Darr，2025）。当代新闻业呈现出一种看似矛盾却高度现实的状态，新闻机构一方面不断强化自身壁垒，以应对平台、资本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合作与连接搭建新的外部通道，以弥补单一组织能力的不足。正如 Mina（2025）所概括的，“拆墙”与“筑墙”并存，成为全球新闻业的常态。
在记忆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一系列看似技术性的规范实则具有深刻的社会公共意义，如保持文件公开与引文开放、链接回原始报道而非简单转载全文，以及为所有材料标注清晰的时间戳。这些举措的目的在于为未来保留一个可被理解和追溯的“过去”。事实上，倡导记忆共同体的相关团体已开始在高风险公共议题上展开协作，通过共享谈话要点、跟踪政策修正、建立可动员的共同记录，尝试在制度层面维系记忆的连续性与可验证性。记忆共同体不能成为一个去权力化的中性空间；保持记忆的“可追责性”（accountability），意味着公共记录不应被过度协调或重新封装，也不能被完全交由报道对象，乃至由算法系统来定义与保存。当前，主要科技平台正在构建各自的“公共记录”，其中所谓的“真相”往往取决于平台的技术逻辑与商业判断，而非社区自身的核验与共识过程（Long，2025）。因此，媒体合作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合作，更关乎谁拥有集体记忆的命名权、保存权与再利用权，这构成了从传播共同体走向记忆共同体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
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的冲击从前沿技术是否会取代记者的表层争论，转向了对新闻生产结构本身的深度重塑。回避技术不能维持既有的专业边界，反而让新闻业在信息生产与分发体系中进一步边缘化，拒绝技术的代价正在成为新闻组织必须正视的现实风险（Logan，2025）。代理化新闻（agentic journalism）成为新闻生产的新形态之一。此类新闻以人工智能为代理，不面向人类，而以自动化系统、聊天机器人、搜索引擎与推荐模型等为核心“受众”，围绕机器的检索逻辑、理解能力与再分发机制进行优化。新闻内容被重新设计为可调用、组合和持续消费的数据单元。其新闻价值体现在文本的结构化程度、可链接性与可计算性之中。这一趋势意味着新闻开始进入一种“预新闻系统”（pre-news system）阶段，通过对多源数据的监测，人工智能能够提前感知并汇集微弱但具有指向性的信号，在事件显性化之前完成初步解释与关联建模。其逻辑更接近用户需求预测与风险预警模型，而非传统的事后报道机制（Marconi，2025；Molloy，2025）。
人工智能系统与推荐算法等内嵌着特定价值排序与信息优先级的议程设置功能。算法在决定哪些信息被抓取、被放大或被忽略的过程中，实际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结构化建构。这种算法议程不必然等同于价值操纵，但其运行逻辑一旦脱离新闻规范的约束，便可能在无意中侵蚀新闻价值。新闻采编室面临的核心挑战则体现为理解这些系统如何运作、生成偏差，以及如何在人机共存状态下为新闻判断保留人类的规范性介入空间（Trielli，2025）。
业内专家预测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是一种深层次的结构化冲击，迫使新闻业重新思考自身在由机器主导的信息基础设施中的位置而不是担忧单一的技术替代风险。这是“人本位”的新闻传播之道必须回应的现实起点。随着人工智能被持续推高为一种近乎万能的解决方案，其技术泡沫破裂的隐忧亦开始被行业所严肃讨论。无论是在内容质量、事实可靠性，还是在公共责任的承担上，人工智能系统的局限性在逐步显现。新闻业重新意识到一个被阶段性遮蔽的事实，即受众真正理解、信任并长期跟随的并不是那些抽象的“机构”或技术，而是具体的、鲜活的人，也就是具有判断能力、价值立场与可被追责性的新闻创作者本身。新闻的人本位论成为对抗技术迷思的重要理论资源（Gilbert，2025；Simon，2025）。
人本位视角下，人工智能是一种在特定类型内容上高度受限的工具。突发新闻中的现场判断、重大报道所依赖的信源关系、调查性报道中的耐心核查与风险承担，以及具有鲜明个人风格和叙事张力的深度报道，仍然高度依赖人类记者的经验、伦理判断与情境理解。这些内容难以被自动化系统稳定复刻，在人工智能大规模生成内容不断“稀释”信息密度的环境中，亦呈现出更高的稀缺性与竞争力（Reißmann，2025）。
新闻实践的重心正在从生产更多的内容转向理解并回应真实的需求。在算法驱动的内容洪流中，倾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包括倾听社区关切、倾听被忽视的经验、倾听制度运行中尚未显形的问题。这种以倾听为基础的新闻实践，既无法被简单编码，也难以通过大语言模型完成替代（Gustus，2025）。有专家认为，与其对人工智能抱持恐慌情绪，不如重新厘清记者在公共沟通链条中的独特价值与不可替代的角色（Cartwright，2025）。在数量型自动生成内容日益泛滥的格局下，新闻价值的评价标准也随之发生转移。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正在取代单纯的信息复述，成为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标志；深度调查等实践的公共意义将被抬升，其重要性甚至较以往更为突出（Gilot，2025）。
人工智能倒逼新闻业回到以人类判断、责任与创造力为核心的价值坐标之中，强化了新闻学界与业界对人本属性的思考。真正能够从人工智能中获益的新闻机构需要清醒认识到新闻知识生产始终离不开人类判断与语境理解。新闻是一种高度情境化、价值导向明确的公共知识生产，其意义无法被还原为算法概率。随着数智技术能力增强，新闻品质愈发集中于人类所独有的能力，包括复杂判断、情感理解、伦理权衡、社会关系建构与经验性知识（Iskander，2025）。技术越强，这些能力的不可替代性越被凸显。在人工智能严重冲击新闻传播生态的当下，关键在于谁主导了技术、又以何种价值框架使用技术。“文化流畅力”（cultural fluency），即对社会语境、历史经验与群体差异的深度理解成为专家们眼中人机协作的关键中介能力（Workneh，2025）。记者需要在技术生成的信息之上完成解释、校准与价值赋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机融通，迈向以人类价值为牵引、技术能力为放大器的人机“共演”（coevolution）过程，在持续互动中共同塑造新闻实践新的边界与意义（Ang，2016：23；Brannon，2025；Roussel，2025）。
展望2026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及从业者直面新闻业中依然存在的结构性顽固问题。真正的制度性变革尚未发生，许多旧有逻辑只是更换话语外衣继续运转，渐进式改革已难以应对不断累积的系统性风险，更为激进的理念与实践开始进入主流讨论的视野。“多重机遇”作为理解当代全球变局的重要框架，为新闻业跳出单一危机叙事提供了新的认知路径，更深层次、更具冲击力的媒体结构性调整仍在前方（Haines，2025；Mabry，2025；Massey，2025）。
在危机与变革并行的语境中，全球新闻传播呈现出若干看似平行但相互关联的机遇性新转向：在“跨国右翼联盟”与G2舆论框架交织的影响下，全球政治传播走向制度性动员与认知治理；商业平台对新闻生产的挤压、渗透与反向吸融并存，重塑新闻的基础设施与公共结构；地方新闻媒体在超越单一叙事的过程中，探索将使命嵌入可持续经营结构的突围路径；媒体合作逐步迈向以社会记忆与能力积累为核心的“记忆共同体”；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新闻生产的背景下，新闻实践反向强化了以判断、责任等为要义的“人本位”应对之道。整体而言，2026年的全球新闻传播站在了结构性重塑与多重机遇交汇的门槛之上，新闻业能否在不确定性中重建其价值，这一答案正取决于其是否具备直面结构性问题、重塑组织逻辑与公共关系的集体行动能力。
需说明的是，本文并未完全沿袭过去几年“新趋势”研究以全球新闻传播学界、业界专家访谈为中心，并有意将中国经验置于“视域之外”的写作路径。我们的基本判断在于：中国并非外在于世界新闻传播整体变迁的观察者或被动接受者，同样也成为全球新闻传播结构性演化过程中的内在参与者与重要影响变量。本文所归纳的若干趋势，包括政治传播转型背景下全球北方媒体向中国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学习应对不稳定性与风险传播的经验，全球知识流动出现方向性的“逆转”；中国地方新闻媒体为自身的可持续经营开辟新思路，这些都在证明，中国的媒体发展不是孤例，也和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实践形成结构性呼应。
概而言之，当下全球新闻传播的新趋势在差异中生成共性、在互动中形成互鉴，需要警惕单向度、霸权化的范式输出。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实践之间的关联性、可对话性正在成为理解全球新闻传播结构性变革与多重发展机遇的重要线索。共性意义在诸多层面上已然大于差异表象。这正是“多重机遇”视角的应有之义，不从单一危机叠加的角度来理解变迁，而去发掘更多潜藏其间的结构性变量，以及那些以往未被纳入中心叙事体系的经验与实践。
（朱泓宇 史安斌：《“多重机遇”视野下的2026年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200余位知名学者和业界高管的预判》，2026年第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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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国务院安委办近日要求，保持烟花爆竹“打非”高压态势，持续开展节日期间“打非”专项行动。目前湖北、四川、河南、吉林、广东、浙江、安徽等多个省份的应急、公安等部门公开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
四川兄妹整理老家菜地挖出30年前金戒指，当事人：当时80元一克，母亲此前生病说要给我，我没要，结果第二天就丢了
2月24日消息，四川内江兄妹们过年回父母老房子整理菜地，意外挖出已过世母亲2年多前丢失的金戒指。当事人刘女士告诉记者，30多年前给父母买的黄金打的戒指，80元一克，不记得多少克了，“挺重的”。
重庆警方通报：卢某（男，64岁）在23楼住房内故意向窗外抛洒污物，已被行拘
2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2月23日10时许，我局接游客谭某报警称，与家人步行途经渝中区民生路巴渝世家小区楼下时，被楼上抛下的污物溅身。
大年初三离家失联的四川26岁男子已离世，救援队：被发现地方距家并不远；父亲称他曾去奶奶坟前，手机留了“遗言”
近日，四川广元26岁男子于大年初三离家失联的消息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该男子离家前曾去奶奶坟前，并将手机留在自家窗台，手机里有多条留给家人的“遗言”。
密密麻麻！一66岁女子体内取出超700颗“小石头”：“以为不痛不痒就没事”
刘女士十年前体检就发现胆囊里有“小石头”，因为不痛不痒，她一直没放在心上。很多人认为:不痛 = 不用管。
川观新闻记者 高杲今年春节档，成为人形机器人的“秀场”。春晚舞台上，松延动力、宇树科技、魔法原子和银河通用四家企业的人形机器人产品轮番上场，技惊四座，引爆社交网络；古镇庙会上，机器人提笔挥毫，推掌亮拳，成为熙攘人群中的新风景。
2026年春节档正式收官，猫眼专业版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全国总票房达57.49亿元，四川电影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全省票房累计2.99亿元，位列全国第六，观影人次644.3万，票房全国占比5.2%；其中成都以1.14亿元票房稳居全国城市第四。
“本想着攒够钱存银行，给生活多份保障，谁能想到一场大火把一切都烧没了！”云南曲靖会泽县大海乡大菜园村村民刘女士，望着家中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房屋，声音哽咽，满心都是无奈与痛心。2月20日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打破了小村庄的宁静。刘女士家中燃起熊熊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吞噬了整个房屋。
中老年朋友们，咱们活到这个年纪，越来越注重养生，我身边很多长辈，花不少钱买补品、营养品，总觉得贵的就是好的，其实我做销售这十几年，跑遍大街小巷，见得多了，真正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长辈，靠的都不是药罐子，而是把“吃饭”这件最基础的事做到了极致。